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北方连年战事，百姓南迁，为长江以南地区带来了先进文化与技术，促进了钱塘江流域的开发与航运，处于江左的钱唐县得到迅速发展。
只是钱江怒潮汹湧澎湃，时常吞噬两岸居民生命财产，构成了一大祸患，因此不管哪位地方官的到任，都会把防范江潮泛滥摆在首位。
东南名郡，到了唐代，杭州提升为大都督府，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
唐廷将全国的绢布按质量优劣分为九等，杭州名列第四，造船业与当时制造船舶中心的扬州与苏州并驾齐驱，店肆多达三万余家，商业税收占全国的百分之四。
实际上，晚唐时期杭州就已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了。
吴越国都，唐末，中原战乱，钱镠取杭州为吴越国都城，成为五代十国之一（注3）。占地两浙十三州一军，又因钱塘江海潮为患，威胁两岸百姓生命财产，也影响到政府税收，钱镠发动民工兴建海塘。百姓中流传的“钱王射潮止灾”很能说明问题（注4）。据《十国春秋》（注5）记载，“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使得江海运输通畅，促进了外海贸易，可谓“舟楫辐辏，望不见其首尾”。在钱氏当政八十余年间，大力提倡佛教，西湖周边兴建了三百多座大小寺庙。《淳祐临安志》记载：东南塔庙之盛，始于唐代，盛于钱氏，“日增月益，不可遽数”，为杭州进香之旅的兴旺，打造了稚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