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保安队便是当年的联防队。在公安机关的正式文件里，他们还有个更响亮更时髦的名字叫“辅警力量”。不管名字怎么改，他们的任务基本没变，改变的除了名字还有他们的外表和他们的组成。他们不再是裹着破棉大衣举着手电筒的“二狗子”我们姑且借用一下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呼。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也穿上了各种式样统一的制式服装，高矮胖瘦都显出几分精神抖擞。在我们这座城市，他们穿的是淘汰了的八四式警服，摘去了领章肩花的绿警服使他们在神气中多少又有了几分滑稽。他们的组成也不再是在职工人之类，今天的他们多是下岗职工，甚至还有些外地来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份使他们在民警面前多了几分驯服和怯懦，工作当中也更多显得勤勉而谨慎。
我们强调某个群体的人员组成，是因为这种组成对这个群体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年代，我们派出所民警的出身有着惊人的相似。大致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人们的子女，仿佛一群流落民间的贵族后代，无可奈何地混迹于贩鸡卖狗之流。在派出所，这类人的父辈大多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公安干部民警，这类人从小便耳濡目染了诸多公安局的规矩与氛围，穿上警服自然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后来，这类人多是今天公安机关的骨干。另一类是平民百姓的子女，他们走进工厂、商店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的最大愿望便是摆脱他们家庭几辈子的贫穷与卑微。闪此，能考上警校当个民警是他们大喜过望的事儿，因为警察手中的权力多少可以满足他们部分的翻身愿望。他们多是工作风风火火的人，有强烈的上进心和权力欲。他们往往看不起那些“子弟兵”，认为那些人依靠父辈而缺乏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是咬得住牙的，是肯下死力气的，是抓住任何一点机会不止松手的。假如他们不是警察，那么他们能有机会当联防队员也是一种安慰。他们如果犯错误的话，最多的可能是殴打被审查对象。他们在暴力的快感中渲泄他们的渴望与失望，品尝着一种可怜的强大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