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克在这一问题上，就像在如此之多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是位积极却又有害的代理人。因为布尔克把传统归于好的秩序，如他假定要效法的自然之秩序：即“没有反思的智慧”[2]。因此，他没有给反思留下地盘（合理性理论化作为传统的和传统以内的工作）。而传统的一位重要得多的理论家一般被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所忽略，因为他在其中工作的特殊传统，以及从其观点来看，他表述的理论化是神学的。当然，我指的是约翰·亨利·纽曼，他对传统的解释本身是在《4世纪的雅利安人》和《论基督教学说的发展》两部著作中接连形成的。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纽曼的解释从特殊的天主教基督教义传统延展到一般的合理性传统，而且在与纽曼展望的非常不同的哲学语境中这样做，就得在首先承认莫大的歉疚之后，还需如此多的限定与附加条件，以至于我们说，最好还是单独地理解他的观点。
那么，我不得不做的是去提供那些有关探究传统的实践中所隐含和预设的合理性解释。我一直关注着这些传统的历史，而这种历史足以迎接相对主义与透视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没有这种解释，怎样评估不同传统所提出的关于实践合理性与正义的主张这一问题就得不到回答；而缺少来自那些传统自身立场的答案，相对主义、透视主义很可能十分盛行。注意，回答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基础，不应该在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或几个传统之内所清楚提出和表达的任何合理性理论内寻找，而运用其探究实践所预设、所包含但尚未完全表述（虽然为其暗示或部分暗示）的理论，肯定可在各类作者身上，尤其是在纽曼身上找到。